衡水最早的书院——恒麓书院

 

    近读文章《河北的书院》,文中按建院时间先后,收录全省24所书院。第一所是建于清乾隆三年(1738)位于怀安的敬一书院,第二十四所是建于清光绪九年(1883)位于宁津的临津书院,我们衡水深州的文瑞书院以嘉庆二十五年(1820)改建排在第四位。

    清代书院在全国已达2000余所,仅直隶省就有86所,为什么只选24所?原来,作者很可能是根据清乾隆年到光绪年间存在着的,并收录其中的。至于它们当中或改建或迁建等情况就不算在内了。要不,为什么清乾隆二十一年(1756)深州的博陵书院没有算在内呢?据《深州风土记》“学校”篇载:州书院,明嘉靖二十六年(1547,作者注,以下同)知州余一鹏创建者,曰恒麓书院,国朝二十一年(1756)知州邹云城改建于西郊者,方恪敏公为之名曰博陵书院,嘉庆二十五年(1820)知州张杰续修之,改今名曰文瑞书院。

    这里有三个时间,都指的是同一所书院。也就是说,文瑞书院前身是博陵书院,博陵书院前身是恒麓书院。由此可知,有文字记载的衡水最早的书院应为恒麓书院,距今已达465年之久,它比高连奎先生所作《从衡水书院到桃城图书馆》一文中介绍衡水“最早”的育贤书院(公元1567年),还要早20年。

    据1827年编纂的《深州直隶州志》中知州邹云城《博陵书院碑记》有这样的记载:深为畿南雄郡,三邑隶焉,考州治之东南有恒麓书院,明嘉靖年间州牧余公一鹏所建,颓废日久,基址亦无存,前牧尹公侃有振兴之志……惟西关外三里许有吕公祠,向为诸生会课之所,境幽地僻,实可藏修,爰同三君捐资创建……遂将修建缘由并前牧尹公废地,面陈制府桐城方公,方公曰:‘恒麓无考,深为博陵古郡,即以名之。’

    为什么知州余一鹏创建时叫做恒麓书院?我想,当时肯定有他自己的考虑。只是过了209年后,时任直隶总督桐城人方观承(恪敏)也不能够说清了。但事实胜于雄辩,恒麓书院就是存在着,不仅有它的创建者,而且院址方位、建院时间,都有石刻为证。关于恒麓书院院址,可以从明代深州知州刘应民《重修学宫记》中找到佐证:深庠,旧在旧城,距今治南三舍许,永乐壬辰(1412年,作者注)旧城坍于水,公私庐舍荡覆靡遗,独文庙屹然存焉。于时,知州事萧公伯辰请于朝,迁治于吴庄,即今治所也。卜地于州治之东为学。

    后来,明大学士李东阳所撰《深州重修儒学碑记》载:弘治戊午(1498年,作者注)夏四月,郭君骞重建庙学,始修大成殿六楹,增筑露台十有二丈……故建学者必有庙,庙与学兼置。”也就是说,在“州治之东”还有过“重建庙学”的经历,只是时间过去了86年。

古代的学校,其建筑质量不比现代,所以,总是改建、修建、重建。到了1547年,在“庙学”的基础上建造恒麓书院是极有可能的,虽然时间又过去了49年。

    接下来,为什么叫博陵书院?已不用过多解释了。但有一点,其院址是在“西关外三里”,也就是文瑞书院故址。据《深州直隶州志》载:文瑞堂,在陆泽(故址为今深州市旧州村,作者注),世传唐张鷟儿时梦紫文大鸟止其庭,大父曰:“紫文,鸑鷟也,若壮,以文章瑞朝廷乎!遂名‘鷟’,后果以文名,刺史匾其堂曰:文瑞。”

    又据,时任深州知州的张杰所作《重修文瑞书院碑记》载:嘉庆二十五年夏四月文瑞书院工竣,州人士愿余记之,以余莅深州实修此役也。余谓深州之有书院,自明嘉靖间始,即前州牧余公一鹏所建,志所称恒麓书院是也,至国朝乾隆年间始改博陵,而实非其地,余考此地为张鷟故里,乃易名文瑞。

    时间又过了81年,到光绪二十七年(1901),书院已不知又经历了几次修缮,但此时清廷诏令各省的书院改为大学堂,各府、厅、直隶州的书院改为中学堂,各州县的书院改为小学堂。光绪廿八年(1902)文瑞书院更名为深州中学堂(1913年更名为省立深县中学,1917年更名为直隶省立第十中学),即现在深州中学的前身。由此推算,从恒麓书院至今,有文字记载的深州中学历史已达465年。目前,学校存有清代文瑞书院学生课艺以及清同治五年(1866)重修文瑞书院石碑。该校专门设立校史展室将课艺陈列起来,建造碑亭对石碑加以保护,从而吸引了大批校友、金石爱好者和各界人士观瞻。